二、传部：哲学升华的十翼之光

如果说经部是《周易》的骨架，那么传部“十翼”则为其注入了血肉与灵魂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儒家学者面对这部古老的占卜典籍，开始以人文理性重新诠释，将其从巫术范畴引入哲学殿堂。《彖传》上下篇如同一把手术刀，精准剖析卦名与卦辞的深层逻辑，如解释乾卦“彖曰：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”，将“元亨利贞”从占卜术语升华为宇宙生成论；《象传》则分“大象”“小象”，“大象”以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（乾卦大象）的句式，将自然现象与道德修养挂钩，完成了“观象悟道”的思维跃迁。

《系辞传》作为传部的核心，更堪称中国哲学的奠基性文献。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的命题，将阴阳从具体物象抽象为宇宙根本规律；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”的论断，首次明确了抽象原理与具体事物的辩证关系。而《文言传》对乾、坤两卦的专论，则将天道与人性贯通——“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”，使自然法则成为君子修身的参照系。至《序卦传》以“有天地，然后万物生焉”解释64卦的排列逻辑，《杂卦传》以“乾刚坤柔，比乐师忧”概括卦象对立关系，传部最终构建起一套以“阴阳”“变易”“中庸”为核心的哲学体系，让《周易》从占卜手册蜕变为“群经之首”。

三、经传互释：跨越千年的对话

经部与传部的关系，恰似古老青铜器上的铭文与锈迹——前者是原始的文本载体，后者是岁月沉淀的思想包浆。汉代学者郑玄曾言：“易者，变易也，不易也，简易也。”这三重境界在经传体系中尤为明显：经部的64卦结构是“不易”的框架，爻辞的吉凶变化是“变易”的表象，而传部提炼的哲学原理则是“简易”的本质。当北宋理学家程颐撰写《伊川易传》时，正是通过经传互释，将“穷理尽性以至于命”的理学思想注入这部经典，使其成为宋明理学的理论基石。

从殷墟甲骨到岳麓书院的讲堂，《周易》的双重结构始终承载着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方式——既保留着对未知的敬畏，又不放弃对规律的探索。如今再读“乾卦”，我们既能看到上古先民以“龙”为图腾的占卜场景，也能理解“自强不息”作为民族精神的哲学升华。这种从具体到抽象、从巫术到理性的演进，不仅是《周易》的独特魅力，更是中华文明“旧邦新命”的生动写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