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书君说

在民国大师中，有一个人非常特别。

他没有上过大学，没有留过洋，甚至没有系统地读过中国的四书五经。

然而他竟然站在了北大的讲台上，开设了印度哲学、佛教哲学、孔子哲学和孔家思想史等课程和专题研究。

在当时，学习“西化”还是保留“国粹”的文化之争正处于白热化状态。

他旗帜鲜明地站在了继承传统文化的阵营，并放言：

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将取代近代西方强势文化，而成为世界的主导。

他就是被称为“中国最后一位大儒”的梁漱溟。

今天，让我们一起走进梁漱溟的故事。

十八、九岁时，梁漱溟沉湎于佛学，认为佛家的出世最合心意。

他吃素，不婚，勤学佛典，立志学佛。

然而，冥冥中似有安排，他终将无法做到超然世外。

1916年，梁漱溟写了一篇关于佛学的文章《究元决疑论》，引起了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注意。

在蔡元培看来，梁漱溟对佛学的研究，正好可以补充北大教学的多元化。

在蔡元培的力邀下，梁漱溟担任了北大印度哲学教授。

当时正值“五四”运动前夕，北大新思潮是既倡导西欧近代思想，又同时引入各种社会主义学说。

这对于研究东方古哲学的梁漱溟来说，无疑是激烈的冲击。

有一次，少年中国学会组织演讲会，邀请对宗教问题持不同观点的人发表意见。

做为研究佛学、讲佛学的教授，梁漱溟应邀做了一场题为“宗教问题”的演讲，同时解答反对观点。

那场演讲从早晨持续到日暮西山，整整持续了一天。

操场上千听众兴致勃勃，意犹未尽，原定的另一位教授不得不取消演讲。

在演讲时，梁漱溟曾听到有学生对旁边人说：“我倒要听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！”

对于这种质疑，梁漱溟觉得无可厚非，反而认为彼此质疑，互相问难，更有利于学术发展。

在梁漱溟看来，思想或道理，原本就是对于问题的解答。人之所以进步，恰恰是因为他善于发现问题，并寻求解答。

他常常给学生讲：

“问题是根苗，大学问像是一棵大树，从根苗上发展长大起来，而环境见闻、生活实践，则是它的滋养资料，久而久之自然蔚成一大系统。思想进步的原理，一言总括之，就是如此。”

对于东西方文化到底哪个更适用于中国的问题，梁漱溟写了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一书，详细进行阐述。

在书中，他将西方哲学，印度佛学和中国儒学，置于同一坐标下进行考察。

不仅对西方近代科学、思想、哲学等作了详细的分析，同时对印度哲学作了比较研究，并且还对“五四”前后中国一些思想家的观点作了梳理评判。

最后经过抽丝剥茧般的论述，梁漱溟得出结论：

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将取代近代西方强势文化，而成为世界的主导，中国文化将进入自己的“文艺复兴时代”。

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被称为“中国新儒学的开山巨著”，也奠定了梁漱溟儒学大师的地位。

在当时，学习“西化”还是保留“国粹”的文化之争正处于白热化状态。

梁漱溟的继承文化传统、开拓传统文化新境界的观点，犹如混沌中照进一缕阳光，点亮了很多人的心。

梁漱溟说过：“天下人自己都会找对的路。只怕不求，求则得之。”

他认为对的事情，便会意志坚定地做下去，百折不回。

他是中国最敢说真话的硬骨头，无论对谁，都直言不讳。

1953年，他因为跟当时领导人对当下形势的看法不同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

他也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批叛孔子，否定当时文化革命的人。

后来年过八十的梁漱溟接受批斗，被问有什么想法。

他一字一句地说：

“我一个人，你什么都可以夺掉我的，但这个‘志’没法夺掉，就是把我这个人消灭掉，也无法夺掉！”

文人的风骨，尽显无遗。

1988年6月23日，梁漱溟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5岁。

他曾说过：

“一个人很容易一阵明白，一阵糊涂；明白时很容易明了他的责任，糊涂时便恍惚忘记了。这只有常常提醒自己，要问出一个很真切的心来。如果不想干，干脆不如不干；如果真想干，那么应该很深沉的内决于心，虽有时糊涂恍惚，也可觉醒的。”

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人生态度：独立思考，表里如一，无所畏惧，一切听其自然。